阿尼玛卿雪山脚下

　　远眺唐古拉

　　我最近一次亲近三江源，是去年7月19日，前往我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参加为格萨尔赛马称王登基台遗址的认定揭幕仪式。

　　当飞机抵达巴塘草原的上空，三江源区的壮美山河便展现在我的眼前：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峦高处终年不化的积雪、网织在山峦沟壑之中的涓涓细流，其间一片片错综有致的碧蓝湖泊……这些景致，从缭绕的云雾中时隐时现，看着它们，我的耳边回响起了李娜的《青藏高原》……

　　作为亚洲不少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三江源地区，就位于这块两亿多年前才从海底隆起成为陆地的高原腹地。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从北向南囊括了祁连——柴达木、昆仑、巴颜喀拉、羌塘——昌都、冈底斯和喜马拉雅等6个构造带，它的周围，更是隆起了众多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大山脉，如巴颜喀拉、阿尼玛卿、唐古拉等。它们把三江源区分割成了不同的地理单元，每个地理单元之间，不仅有高度差异极大的山峰，还有盆地、湖泊和沼泽。

　　阿尼玛卿、巴颜喀拉、唐古拉……这些高峻的大山脉虽然同处三江源区，但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魅力，它们或高拔，或险峻，或磅礴，或逶迤，或高贵，或圣洁，在藏民族的认知中属于这些大山的外在“表情”，在地质科考者眼里，就变成了不同的地理地貌；而在人文学者的眼里，就会发现大山脉逶迤灵动的特有气质。

　　　阿尼玛卿：孔雀翎上的雪峰

　　在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中，山水自然都是富有生命和个性的。比如阿尼玛卿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它是雪域四大神山之一，有着至尊至崇的地位和名目繁多的头衔。俄金索南、阿吾嘎洛所著《阿尼玛卿雪山圣地志》(藏文)一书，对阿尼玛卿做了这样的介绍：它是开天辟地的九大造化神之一，是雪域藏乡的寄魂山、佛教和苯教的护法、英雄格萨尔王的尊神、无尽宝藏的守护者、一切异教邪说的教敌。与极乐世界、莲花光佛土、杨柳宫(金刚手菩萨与多闻天子居所)、度母所居璁叶庄严刹土等圣地毫无二致……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声誉，在藏族民间，有关这座大山的传奇故事四处传扬，并赋予了它超自然又拟人化的形象：他身跨骏马，手握刀剑，征战厮杀于你死我活的疆场，他妻妾成群、儿女满堂，享受着烟火之气浓郁的天伦之乐，他喜怒无常，好恶鲜明，多变的性格时常以多变的天气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阴晴冷暖——除却天气，这座大山的性格或心情也会“直露在脸上”，以不同的地理地貌呈现出来：冰山、雪峰、岩石、湖泊、草甸、沼泽……都是他不同的性格和心情符号，是他不同的喜怒哀乐。

　　阿尼玛卿中的“阿尼”二字，在藏语中是先祖或长者之意。“玛”据说是一个家族的姓氏，而“卿”则是庞大之意，合起来讲，就是“‘玛’氏大家族的祖宗”之意。也有专家认为，“玛”在藏语中有原初、根本之意，意即创世纪之初阿尼玛卿便已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尼玛卿便是与世界一起诞生的山峰。而当黄河以蜿蜒羸弱的溪流从巴颜喀拉山麓的约古宗列出发，当它在阿尼玛卿山脚下与星宿海相逢，与扎陵湖、鄂陵湖相遇后，它的名字便成了玛曲，这里的“玛”便是阿尼玛卿的“玛”，而“曲”则是河水的意思。如果以原初、根本这个意思去理解，玛曲，便也是创世纪之河之意。

　　当我谈及这个观点，《格萨尔》学博士索加本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玛曲之‘玛’，在藏语中也有孔雀的意思，所以，‘玛曲’应该是孔雀河之意。一来，在青藏高原隆起之前，黄河源地区应该有孔雀、大鹏等大型鸟禽存在，许多藏文典籍和民间传说都可以佐证这一点；二来，如果从一定高度去看让黄河得以壮大的星宿海地区，众多的湖泊连缀在一起，正如孔雀开屏一般美丽。这也可能是黄河被藏民族以孔雀命名的原因所在。”

　　在青藏高原黄河上游地区，由于高耸的阿尼玛卿雪山和蹒跚学步的黄河——玛曲的影响下，许多地名中都有一个“玛”字。格萨尔赛马称王登基台遗址所在地，是一片叫扎加滩的草原，这里是曲麻莱县麻多乡的辖区，麻多乡的“麻”其实与玛曲的“玛”属于同一藏语字音的不同汉语译音，其中，“多”是上方、上游之意，“麻多”二字合起来便是黄河上游之意。格萨尔赛马称王登基台遗址系一个用就地取材的青石板筑造而成的高台，台高约2米，顶端是一块3平方米的平整巨石。与我们同行的诺布旺丹认为，登基台遗迹与《格萨尔》史诗所描述的赛马称王的场景惊人地吻合，不但被当地民众认可，成为有纪念性的建筑物，还在重要节庆期间举办纪念性活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的相关定义。

　　这座登基台遗迹，依照当地民间传说，是格萨尔通过赛马，一举夺魁后，受到百姓拥戴，就地搭建登基台登基为王的地方，也就是赛马结束的地方，而传说中格萨尔开始赛马的地方，其遗址在今天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与登基台遗址相距300公里之遥。《格萨尔》学专家诺布旺丹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赛马规程的。当时的赛马是分段式的，不是一次性完成，赛马途中有调剂休养、为马匹添加草料的驿站。玛多与麻多是同一藏语地名的不同译音，均是黄河上游之意，从自然区域上，是整体的一片。

　　阿尼玛卿主峰是玛卿岗日，也叫玛卿本拉，本拉，藏语意为粗壮的天柱，海拔6300米，巍峨高峻。在《格萨尔》史诗中，把以玛卿本拉为核心的广大区域叫做玛域。玛域一词之“玛”与前述意思相同，“域”则是地区之意。意即玛氏大地。这一地区，也是黄河源头的核心区域。这片大地呈现着古拙原始的地貌：这里是大山的王国，山脉交错，雪峰耸立，一座座高峻挺拔的大山托举着这片土地；这里是众水的家园，河流纵横，湖泊繁多，数千湖泊宛若一面面明镜与天空相辉映，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等湖泊海天一色，烟波浩淼，鸥鸟翔集，鱼跃鸢飞，高寒草甸类草原上，野驴、藏羚羊、普氏原羚等高原特有野生动物成群结队，悠闲觅食，这样的景象都无一例外地在《格萨尔》史诗中得以充分的描述。史诗中，把这一区域描述为大地吉祥园，阿尼玛卿则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雪峰。

　　就像格萨尔赛马称王登基台一样，在这山水之间，古圣与先贤曾经在这里建立家园，这里分布着许多遗址遗迹，每一处遗迹遗址同样有一个神奇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与史诗《格萨尔》有关。因此这里被誉为格萨尔的故乡。据有关民俗考察部门的统计，这里计有数百处遗址遗迹，这些遗址遗迹，或是史诗中某个战争场面的发生地，或是某位战将的故居。

　　与这众多的史诗遗址遗迹相对应的，则是出生成长在这里的格萨尔艺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生在某个遗址遗迹的近旁，或者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在某个遗址遗迹处昏然睡去，梦醒之后便可以出口成章，说唱一段段隽永奇异的史诗故事，并先后出现了说不完的格萨尔艺人昂仁、写不完的格萨尔艺人格日坚参、画不完的格萨尔艺人阿吾嘎洛等大师。据统计，这里的大小艺人计有数千人，这在人口只有10多万的黄河源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个个都是高原大地的人文使者。

　　而这些艺人都深信自己就是史诗中某位人物的转世，并会说出一些依据或理由。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说唱格萨尔史诗，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自己曾经的往事的回忆。

　　当信息时代的劲风从这里刮过，这里有了电缆，有了计算机网络。许多自称其前身是某位历史或神话人物的艺人也都手持手机，或端坐于电脑前，与这个世界进行着各种联系。因此，走进黄河源区，就会走进一片奇异的风景：这里的时间不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地排列在一起，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在同一平面上，就像是果洛州府所在地大武镇以东的那座山头上，古老的敖包和移动电话信号塔矗立在一起，同样是那样的和谐宁静。

　　7月20日，我们终于到达了黄河源头的正源约古宗列。这是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原，一眼清泉从这里汩汩喷涌，在草原上蜿蜒而去，委陵菜属的蕨麻花就像是洒落一地的碎金，草原亮丽而耀眼。看着这番景致，我又想起了“孔雀河”这个名字——或许不是星宿海的湖泊，黄河就像是一个爱美的女子，在她的孩提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她爱美的天性。在这宛若孔雀翎般华丽的草地上，矗立着巍峨雄奇的阿尼玛卿雪山。

　　而这里，离“玛域”尚远，这里是巴颜喀拉山北麓。

　　　巴颜喀拉：藏牦牛的乳房

　　似乎很少有人从地名学的意义上去考察巴颜喀拉这样一个蒙古语地名缘何出现在众多的藏语地名之中，在周边藏语地名的围拢下显得特立独行，甚至有些怪异突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藏族著名民俗学家索南多杰曾经就巴颜(巴彦、巴燕、瓦彦等不同译音的同一蒙古语词汇)进行考察，他发现，单单在青海，以巴颜命名的山峰就有13座之多。一位长期从事蒙古文化研究的学者超巨星曾对我国内蒙古、青海、新疆以及东北诸省区冠以巴颜(包括白音、白银、宝音、巴燕、白云、坝堰等不同译音地名)进行搜集整理，结果令人惊讶，全国以巴颜及相近译音为地名者多达百余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以巴颜命名的地名呢？

　　超巨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一、巴颜为蒙古语富裕之意，蒙古族聚居地区出现这么多同为巴颜的地名，说明蒙古先民太渴望“富裕”；二、巴彦、巴颜、巴燕、坝堰、巴音、白音、白银、宝音等地名的并存，反映了各地蒙古语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三、一个蒙语地名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汉文译名，典型的如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又译白音华镇；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又译巴彦呼硕镇、白音胡硕镇等，是与地名标准化工作不到位有关。

　　无论如何，巴颜，这样一个地名就出现在了这里，并以它的响亮和坚定，使得对巴颜喀拉的其它命名都未能成为这座著名高峰的名字。

　　在探访黄河源头的路上，我曾与《格萨尔》学专家诺布旺丹聊及其事，他略加思索后认为，这可能与元世祖忽必烈探查河源的历史有关。

　　据《河源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朝派专使探查河源，并详细说明了忽必烈探查河源的动机。《河源志》直接引用忽必烈的话说：“河源地区今为吾地，朕欲穷其源之所出，营一城，浑番贾互市。规置航船，凡物贡，水师达京师，古无有之，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忽必烈显然对江河源头缺乏认识。源头之水，只是冰山雪峰上的冰雪融化后形成的溪流，离“航船运贡物”相去甚远，但从这一行动上，足见忽必烈的野心与勇气。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忽必烈派熟悉诸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穷河源”。他们考察的是黄河源头，但作为河源出处的巴颜喀拉山脉，他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一个属于本民族语言的地名。

　　据记载，都实一行从河州(今临夏)出发，沿河西上，“四阅月，始抵河源”，对整个河源地区的地貌、气候、动植物资源等，都作了调查和记录。至元十五年冬返回大都还报，“图其位置”，上报元廷。可惜都实本人没有文字图籍流传下来。倒是翰林学士潘昂霄，在与都实之弟翰林学士阔阔出“奉使抚京畿西道”时，从阔阔出口里听到“余尝从余兄荣禄公都实，抵西国，穷河源”，并从阔阔出手里获得都实的原始记录，据此写成《河源志》。这已经是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之事，距都实探查河源已30余年了。都实所见河源如何呢？《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引《河源志》说：“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

　　这一段文字已经把河源地区星宿海一带的景况非常逼真地描绘出来了。自星宿海下流到赤宾以下，始名黄河。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顶积雪，终年不消。继续顺河下行，河水北行，转西流，而北，至贵德州，州治官府名“必赤里”(今河阴镇一带)。又东行，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林木畅茂”。

　　或许，这段历史与巴颜喀拉这一地名的来源有关。

　　如果说，黄河源区是《格萨尔》史诗文化的摇篮，那么，长江源区则是牦牛文化的发祥地。首先，长江，在藏语里叫治曲，意思便是牦牛河，确切地说，是母牦牛河——汩汩从冰川流泻而出的长江，就像是母牦牛的乳汁一样养育着大地苍生，单单从这一地名的象征意义，足见藏民族对这一珍贵水源的看重和崇敬。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长江流域的四川甘孜、阿坝，西藏昌都等地都有着独特的牦牛文化。

　　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产家畜。有关专家在对牦牛的分布进行研究时，惊奇地发现，牦牛并不以行政或自然区域分布，而是以藏民族的繁衍生息而跨行政、自然区域分布，简单说，便是哪里有藏民族，牦牛就会出现在哪里。

　　在藏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藏族地区广为存在的牦牛文化中，最常见的便是供奉牦牛头骨或公牦牛的牛角——静卧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的牛头碑，在一定意义上是藏族牦牛文化的一种体现。追溯牦牛崇拜的起源，可能与遗留在藏民族民间的创世神话有关——在藏语中，斯巴一词，既是对世界的称谓，同时也是一个老人的化身，在创世神话中，这位名为斯巴(世界)的老人宰杀了一头牦牛，他把牦牛头放在高处，高处就有了山峰，他把牦牛皮铺在地上，从此便有了大地，他把牦牛尾巴放在山下，山下便有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格萨尔》学专家诺布旺丹认为，这个故事本身便含有河源从高山流溢而出，缔造了自然万物的意思。他说，在《格萨尔》史诗中，就有一部叫《大食牦牛宗》，说的是，格萨尔带领神勇的岭国将士征服大食国后，把战利品牦牛分给岭国百姓，岭国从此有了牦牛的故事。而在《格萨尔》史诗的其它部本，也多次提及牦牛的抓捕、驯养等情节。

　　据记载，远古时期的牦牛羌部便是从长江上游一路迁徙到如今云、贵、川等地。而藏族典籍中也有“吐蕃六牦牛部”等部落源于雅鲁藏布江及金沙江流域的记载。

　　正如文化不可能截然地出现在两个区域而不交叉、混杂一样，黄河源区与长江源区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也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两条江河各个支流为了水量进行着自然的争夺，完成着一场属于大自然的“南水北调”，而在文化上，这样的争夺同样存在。自然与文化，总是呈现出一种近似仿生学的关系。

　　三江源，一座座闪耀着圣洁光芒的极地之山，在我们的眼前，时时充满着无尽的人文诱惑……